佛經的翻譯自后漢至宋代，歷經一千二三百年，這樣歷久不衰的翻譯工作，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也以佛家為最有系統及最深刻。晉代道安主張質，即直譯。他提出了“五失本”，意思是，在用漢文翻譯佛經時，有五種情況允許譯文與原文不一致。他又提出了“三不易”，意思是，三種不容易做到的情況。唐代的玄奘是中國翻譯史上集大成的人，文質并重。在《翻譯名義集》中記載了他的“五種不翻”的學說，指出有五種詞語只能譯音。北宋贊寧總結了前人的經驗，提出翻譯佛經的“六例”，詳細探討了翻譯中六個方面的問題。他給翻譯下的定義是：“翻也者，如翻錦綺，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這個生動的比喻，說明翻譯是一種藝術。明代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說：“且東西文理，又自絕殊，字義相求，仍多闕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圖；肆筆為文，便成艱澀矣。”這是說，中西語言結構不同，文章脈絡也不同。畢生從事西方社會科學翻譯的嚴復在幾篇序文里講述了在翻譯中應遵循的原則，在《天演論》序中他說：“譯事三難：信、達、雅。”“信”是忠于原作，“達”是忠于讀者，“雅”是對于文學語言的忠誠。信、達、雅雖只有三個字，但體現了作品、讀者、語言三者之間的關系。在嚴復譯本當中，《天演論》接近意譯，《原富》則近于直譯。

    對比歐洲和中國翻譯的歷史及翻譯理論，可以看出東西雙方探討的問題基本相同。雙方都討論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及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但雙方也有不同之處，西方談翻譯理論，偏重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得出的結論是：文學翻譯難，科技翻譯易。在翻譯的基礎或背景方面，歐洲除了最早的希伯來語以外，基本上是同一語系的語言之間的互相翻譯。因此產生了某一些理論家主張的翻譯三分法：翻譯、變換、逐詞對照本，這種三分法對中國完全不適用，因為在中國幾千年的翻譯史上都是不同語系語言之間的翻譯，在同一語系語言間才能變換。中國偏重于直譯與意譯之爭，由于從佛經的翻譯到現代科學文學著作的翻譯，都有特殊的文化和歷史背景。中西雙方的思維方式也有所不同，中國討論翻譯的人沒有對語言本質做細致的分析，而是側重于綜合，側重于實際應用方面，談翻譯技巧多，談抽象理論少。